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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政见如何，是另一个问题。

从儒家的政治逻辑来看，德治之学可归结为修身之学，只有修身才是实现德治的根本保证。孟子则主张，人民只有拥有恒产，才能有恒心，即保持其道德心。

* 原载《儒家德治思想探讨》，线装书局2003年6月版，第19‒26页。有人说，儒家一贯主张重农而反对商业，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。只有具备圣人之德，才能实现王者之治。执鞭之士决不是从事耕种的农民，而是用车马运载货物的商人之类。正因为如此，一切政令都要符合人民的意愿，并要取信于民。

这当然不是通过正式的民主程序，而是通过咨询方式，相当于现代的民意测验。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，政治和宗教是合一的，皇权和教权是合一的（即政教合一），儒家即使有很好的理想，却并无保证其实现的组织和制度上的机制，而儒家的各种方案和参与，在现实中都是软弱无力的。这里当然有极其复杂的关系，特别是价值观与科学观的关系问题。

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，我们就很难进行讨论了。我认为，中国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生命论或生存论的，不是本体论（即实体论）和认识论的。如果把这一点讲清楚了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讲清楚了。如果不承认自然界有内在价值，那么，自然界是没有法的，只能靠人去立。

科学认识、科学理性是人性的重要方面，也是人类生存、发展的重要手段。近代以来的牛顿式的科学与哲学已经不再是永恒真理了。

其中的一个区别是，古希腊哲学是一种对象式的自然哲学。就如同树之有根，禾之有种。其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哲学道理。我所说的原点，是指看问题的立足点、出发点，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。

仁决不是专门对人而言的，不能说对人的爱是仁，对动、植物的爱不是仁。人类有什么权利不尊重动、植物，甚至肆无忌惮地、残忍地杀害动物（也包括植物），以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呢？有些人口口声声说，人比动物更高贵、更优越，人的高贵和优越仅仅表现在人为了自身的利益，有权进行掠夺与杀戮，而动、植物毫无生存权利吗？ 儒家提出爱物的学说，正是说明人之所以为贵的，并不是把人降到动物的水平。生理是使动物各遂其生、各顺其性的，而不是残杀其生、戕害其性的。情理是有情感内容的，同时也有理性形式，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。

中国的哲学、文化，从一开始就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，是究天人之际的学问，不是什么精神与物质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也不都是当作工具来对待，而是看作人类的朋友。

但是，这种差别能够说明人对动物没有同情、没有爱心吗？同情和爱心难道不是出于仁吗？爱有差等是儒学的重要原则，我称之为差异性原则。他用这个比喻说明人与万物的是有机整体的关系。

这就是仁之体物而不遗。但是，二者实际上有很大区别。自发性固然很重要，但善更是一种生命的承当，是一种主体实践活动，其中包括自我修养。揭穿这个秘密之后，有利于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。这是我对中西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看法。这些人说，我本想行善行仁，但行动起来就做错了。

正如朱熹所说，万物之与人，好比四肢之与头脑，四肢是捍卫头脑的，但不能说头脑高贵而四肢卑贱。每一物实际上都牵动着我的心，这就是仁者的胸怀。

情感是可以上下其说的，从上面说，是情理即情感理性。这也是一个事实的问题。

目的就是善，善即是目的。所谓究天人之际的这个际字，很值得深思。

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的主体性。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，决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。这里所说的人情是指合于天理即生理之情，不是个人的私情。人之所以不同于动、植物者，在于人有聪明智慧，有道德意识。

对象的不同，程度上的差别，并不否定仁的普遍性。所谓天道流行、天命流行或天德流行实际上是讲气化流行的，是在气化中进行的，在时间、空间中进行的。

有人说，西方哲学与宗教主张人性恶。在天为生，在人则为仁，生即仁，仁即生，在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统一关系，这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论的最核心的内容。

人是真正的主体，自然界只是被认识、被控制、被主宰的对象。万物是养护人的，但不能说人高贵而万物卑贱，因为人与万物是一体的

2、朱熹并没有完全接受程颐的说法。现在还保存着社仓的房子，但这是后来在朱熹社仓基础上重建的。这种著述的态度是绝无仅有的。这是一种人治社会，很难发展出法治和民主。

现在，韩国有国际退溪学会，也有朱子后裔组织：宗亲会，经常来祭奠朱子墓。当时就有很多青年学子向他求教。

* 此文似是为某通俗读物所写的文字。北宋程颐说过：不是天理，便是人欲，他认为天理和人欲是不相容的。

因此，人要关怀他人，也要关怀万物。天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封建的伦理纲常，从根本上说，天理是生命的法则，对人对万物是平等的。